袁学骏编著的《中国民俗节日》中“重阳敬老习俗”一节-陈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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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一个-袁学骏编著的《中国民俗节日》中“重阳敬老习俗”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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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節俗活動本身乍看並未發生什麼變化,保持着一貫的延續性,但內在的精神卻悄無聲息地斷裂乃至抽換了。由於其隱蔽性,僅看表面的重陽節活動本身,是無法察覺到這一長時段變遷的。無疑,這與中古時期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有關:在重陽節成形的魏晉時代是道家高漲、儒家沒落的時代,而大體以安史之亂為界,卻是道教的「屈服史」和儒家的重振。到了明代,社會精英排斥釋道,不再像魏晉時代那樣被道家所吸引,燒丹鍊汞已被儒生視為騙錢的把戲,明代小說《西遊記》中追求永生的都是一些慾望膨脹的妖怪。在這種情況下,道教所吸引的大體都是社會底層民眾,道士素質也下降,被視為妖妄之輩,所謂「妖道淫僧」。迄至近代,道教的衰敗已曆數百年之久,在新文化運動人眼中,更被視為中國社會中「落後」因素的總代表。

隨之而來的,是原先「辟邪」色彩最濃的茱萸,漸漸淡出。據東晉周處《風土記》,佩戴茱萸本是重陽節俗中比賞菊更為重要的活動,因為它有祛毒的實際功效:「俗於此日,以茱萸氣烈成熟,當此日折茱萸以插頭,言辟惡氣而御初寒。」在南北朝時的道教觀念中,它還具有菊花所無的神力:「懸茱萸子于屋內,鬼畏不入也」(《齊民要術》卷四)。在宋代關於重陽節的詩文中尚能不時看到茱萸,甚至元曲中也還有,但明清詩詞中卻絕難一見,僅在一些地方習俗中還偶爾可見。近代學者施蟄存回憶,他是直到十七八歲讀唐詩,「才知道重陽節還有一個重要的項目,叫做插茱萸」,然而始終沒搞清楚這究竟是哪一種植物,足見到後世已對此相當陌生。與此同時,菊花的存在感則越來越強——但即便如此,菊花的意味也發生了變化。

追求個體生命的長壽,在如今看來再平常不過,然而,上古時代的觀念卻遠非如此,原始社會注重的是集體的永續繁衍,而非個體壽命。歷史學家杜正勝在《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中,曾系統梳理了從商周到秦漢生命觀的大轉變,他的結論是:對殷商時代的人們來說,祖先是個人生命的來源與主宰,具有濃厚的神性,「商王對天神和先公先王幾乎無所不求,無所不問,卻從沒想到要求他們賜予壽考」;到了周代,向祖先祈壽成為普遍的信仰,西周早中期開始祈求子孫萬年,「但不論祖先或子孫,他們所關切的都是宗族的生命,而非個人之壽考」,西周凡言天命大抵都是上天對周王之命,專指國祚,不關個人壽命。隨着社會中下層的發展,「天命」的意涵才由天子壟斷的國祚擴展到社會性的個體壽命,春秋中晚期開始出現一個極大的轉變:隨着以齊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中對身體的重視,人們開始企求不衰老(「難老」),「這又是和個人自宗族中突顯出來的風氣互為因果的」。與此同時,氣化宇宙觀的哲學在戰國時代逐漸系統化,人們相信「氣」是生命的根本,而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行氣導引接續天地之氣,通過一定的修行達致長壽。

重陽節俗的儒家化與「傳統化」

登高是重陽節最重要的節俗之一,歷代相沿不替。然而如果在魏晉南北朝道教思想濃厚的社會氣氛下,登高是為避疫,也寓意升仙,那麼在後世,人們所在意的漸漸的就不是這一點了。在儒家文化的傳統中,與「登高」有關的佳話是「孟嘉落帽」(《晉書·孟嘉傳》),即東晉桓溫時參軍孟嘉在九月九日登高,風吹落帽。重陽節在唐代被正式定為節日,但盛唐詩人王維家喻戶曉的名詩《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所流露的卻主要是對親情的關注而非個人救贖:「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大曆二年(767)秋,杜甫的詩作《登高》則開闢了重陽詩歌的一個新傳統,登高與其說是祈壽,倒不如說接續「士悲秋」的思路,其中完全看不到長生的願望,而是胸懷家國天下的悲憫:「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近代詩人鄭孝胥(1860-1938)曾因1914年重陽節寫的詩《重九雨中作》中一句「樓居每覺詩為祟,腹疾翻愁酒見侵」被交口稱讚,人稱「鄭重九」,在其《海藏樓詩集》所收的1889-1935年這47年裡,竟有23年的重陽節都特地寫了詩,超過任何一個節日。但在他的詩中,最常出現的節俗是登高,其次是賞菊、飲酒,無一語涉及祈壽、敬老活動。在錢鍾書等人的筆下,涉及重陽登高也多是家國之慨。可見在明清以降占社會主導地位的儒生心目中,重陽登高更多意味着杜甫那種家國天下感的「悲秋」和志向高潔,卻與敬老無甚關聯。

在瘟疫死亡陰影的籠罩下,尚不了解其疾病發生傳播原理的古人根據原有的宇宙觀,很自然地以為這是毒氣所致(一如後世觀念中的「瘴氣」)。九月九日是一年中陰陽之氣的轉捩點,故傳統上與上巳、端午同被視為毒節,是為保全性命尤須謹慎對待的節點。在重陽節俗起源的傳說中,常被提及的一個故事是南朝梁人吳均《續齊諧記》「九日登高」條所提到的,東漢方士費長房教桓景九月九日登山避難,「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女帶茱萸囊,蓋始於此」。現實證明,登高確實是躲避瘟疫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南齊時,越州「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南齊書》卷一四州郡志上)。

重陽節如今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個以「敬老」為主要內涵的節日,登高、賞菊、吃重陽糕等節俗,也大多與祈壽有關。這對中國人來說,早已習以為常,然而其實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文化產物,很少有哪個社會像中國這樣注重祈壽,傑拉爾德·格魯曼在《生命延長的觀念史》中曾對比指出:「在西方,延長壽論被置於理智世界的外圍,甚至被趕到地下;而在中國它被置於中心的位置,並且吸引了很多著名學者,有權勢的政治人物,有時候甚至是皇帝自己。」這種追求長壽的全社會願望,本身就是中國社會心理的變革帶來的。

即便未確指它為仙藥的文獻,也多指它可以延年益壽,故美稱為「壽客」。成書于東漢的中國第一部葯書《神農本草經》中,將甘菊花列入上品:「主諸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濕痹。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西京雜記》也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古人因此將菊花酒稱之為「不老方」,《太清記》載:「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直至明末《本草綱目》仍有這樣的記錄:「九月九日采白菊花,名曰金精菊二斤,茯苓一斤,搗羅為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日三服,或以煉過松脂和丸雞子大,每服一丸。主頭眩,久服令人好顏色,不老。」

當然,中國古代確實有過養老之政,但這卻是中秋之際進行的,據《禮記·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這項舉措由政府實施,不是民俗,也不在特定節日進行。到了宋代,養老、恤老之政比前代更為完備,但也沒有記載可以表明這是在重陽節進行的。在重陽節當日舉行敬老活動,其實是近代以來的新做法。據林熊祥1950年編纂的《台灣省通志稿》:「(九月)九日,為重陽節……是節日,全省各地舉行『敬老大會』,發揚吾國固有倫理道德。地方人士攜壽桃、壽麵登門訪問各壽星,以表敬意。或壽星會集一地,欣祝人瑞。」像此類在重陽節的敬老活動,為歷代所無,但這符合韓曉莉在《革命與節日》一書中的洞察:通過對傳統節俗的改造,民間節日實現「舊俗新意」,以承擔新的社會教化作用。

很可能也因此,自漢代開始,泰山神的職能發生根本性變化,由興雲布雨、左右年變為主宰人生死壽天的冥界統治者。泰山的人格化始見於東漢緯書《孝經援神契》,但只是說泰山處於陰陽交泰之處,「太山,天帝孫,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到魏晉時,出現主管地府、掌管人壽的神靈泰山府君。死後魂歸泰山、泰山治鬼的信仰意味着人們相信山神主宰着人的生命,因為人們很自然地發現在高處可全性命,而泰山正是這種修仙觀念最盛行的齊地中心。

這一切早就在逐步變遷之中了。自重陽節在魏晉之際成形后,它的很多節俗雖然得以保留,但就像中國社會時常發生的那樣,在穩定不變的外表之下,內涵卻被悄悄地予以重新闡釋或替換,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這一節俗的儒家化。

1989年,每年陰曆九月初九被定為「敬老節」,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更表決通過新修改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將這一天定為老年節。這乍看是在恢復傳統,重振這一民俗,實際上卻是在為它注入新的內涵,藉此在一個轉型社會中提倡養老、敬老的風氣。這裏的「傳統」其實是一個「被發明的傳統」,因為重陽節原本並非老人節,現在以「傳統」的名義為它注入似舊實新的內涵,而原先節俗中的雅文化成分則被邊緣化了。曾澤揚在《說說重陽節》一文中便指出,重陽節的節俗原本「于年齡也並無多大關係」,「這個節日曆來不是老人的專利」,在它被定為老人節之後,他也未參加過,「因為我喜歡的是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古典的、全民的重陽節」。

當然,登高並不僅僅只是為了避瘟疫這樣現實的目的,在人們的心目中,「九月九日」還代表着陽數的極值,因而是飛升成仙的最佳時機。九月九日是陽月陽日,兩陽重疊,故稱「重陽」,但道家觀念中「二剛相剋」乃屬「厄日」,必須要以種種方法除厄。杜尚俠《重陽節》一書解釋:「九月九日升天的說法與陽九為災厄之數的觀念有內在聯繫。對普通百姓而言,陽九的轉化意味着生命的毀滅,所以要登高去尋求庇護。可是,對於仙人來說,陽九正好是脫胎換骨的契機,因為道教認為仙人是長生不死的,因此只好把陽九帶來的毀滅解釋成屍解升天,即拋棄肉體飛升上天。」為得長生,除登高之外,還要輔助以法術和丹藥。當時煉丹術大盛,煉丹術致力於兩大目的:長生與致富,都是為了世俗的福祉。為了祛毒養生,服藥(故佩氣味辛辣的茱萸,稱之為「辟邪翁」)、餐菊、飲酒也行之有效,均可驅寒殺毒、避疫免災,浮一把茱萸于菊花酒上的飲法也曾流行一時。

在宋代以後,菊花原有的「仙藥」色彩淡去,而逐漸與「隱逸」相關,被視為品德高潔的象徵,陸遊曾說「菊花如志士」,但最著名的還是宋代道學家周敦頤《愛蓮說》中的「菊,花之隱逸者也」一語;元末明初的宋濂《菊軒銘》更進一步將其形象儒家化:「菊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它雖然仍是重陽節的重要內容,但卻很少人是想要餐菊達致長生,倒是演變出了經久不衰的賞菊活動,原本的宗教性內涵被淡忘,轉向了審美性活動。這典型地表現在兩宋之際的女詞人李清照的名篇《醉花陰》中,在說到「佳節又重陽」之後,便是這闋詞的名句:「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在此,「東籬把酒」不是「葯與酒」,而是一種文士化的審美活動。南宋吳自牧《夢梁錄》中便記載,重陽節這天「年例,禁中與貴家,皆此日賞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賞」。

在個體生命受威脅最嚴重的天災、戰亂時代,人們對死亡的畏懼也會更強烈。重陽節誕生的時代,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氛圍。林富士在《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中指出,范曄《後漢書》記載的東漢最後百年裡,大型瘟疫爆發11次,尤其是桓靈二帝在位的35年間,竟有8次之多,「建安七子」中陳琳、王粲、阮瑀、應瑒、劉楨等五人均死於建安二十二年(217)的一場大疫。此後三國鼎立的46年,大疫6次;西晉52年間,大疫7次;東晉十六國的104年間,大疫9次;南北朝時期才稍緩,170年裡共5次。當時的時代氣氛便是「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古詩十九首》),東晉名士王恭稱許這是古詩中最佳的一句,陶淵明在詩中也曾說「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時人還常將人生比喻為朝露,這類生命脆弱無比的時代感悟可說比比皆是。

唐代盛世,疫災和死亡的威脅本已遠不如東漢末年以降的四百年裡這麼猛烈,加之中晚唐以後,古文運動興起,儒家思想復振,煉丹術則慢慢衰落,人以為永生實為虛妄。在這種情況下,重陽節俗雖仍為社會所遵守,但卻逐漸儀式化。南朝梁《荊楚歲時記》已記載「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宴」,唐宋時將重陽節次日稱為「小重陽」,人們在這一天仍有宴飲的習俗,到後來宴飲反倒佔了節日的重心。到北宋時期,東京開封府的人們雖然每逢重陽節仍多去城外梁王城、愁台等處登高,但「這時避災色彩早已淡化,取而代之為愜意的游賞野宴,人們攜酒水、食盒與坐具行於山野,隨時就地設席,把盞言歡」,登高變成了意涵模糊的娛樂活動。

在此,我們首先需要意識到的一點是:一個新的民俗節日是長期社會過程的產物。重陽節的形成,並不只是某個人的偶然之舉,它勢必有深厚的社會基底為依託。從它的內涵來看,它的出現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國人的生命觀發生重大轉折。

由此也可以反思另一個問題:在中國詩歌史上,陶淵明一向被視為最好的詠菊詩人,但他的形象一直是「隱逸」。事實上,他詩中提到菊花時,多含道家意味,不僅有「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這樣的句子,而且所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也並不僅是風景而已,因為「菊」與「南山」其實都與「壽」有關。菊花既為葯,則菊與酒可說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的典型,魯迅在這篇著名的演講中提到服藥、飲酒的「竹林七賢」「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但他卻略過了陶淵明不提。因為在唐宋之後,隨着儒道消長,陶淵明已逐漸被詮釋為是儒家的「隱逸」或「田園詩人」,很少人注意到他身上的道家色彩。如以「梅妻鶴子」著稱的宋代隱士林逋在《省心錄》中說:「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為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完全將他與儒家系譜中淡泊名利的形象作對比。直至近代陳寅恪撰《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才明確指出陶淵明「為人實外儒而內道」。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節俗活動中歷來並不包含「敬老」,因為重陽節原本就面向所有人,並非只有老人才祈求長生,唐宋以降那種更娛樂化的重陽活動就更是無人不可參与——王維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時年僅十七歲,李清照《醉花陰》所寫的也是少婦形象。《紅樓夢》中所寫的重陽節前夕活動都是一群少男少女,也有一種觀點揣測認為賈赦要娶鴛鴦那天是重陽節,因為這天本應敬老,但引發母子反目,是為反諷。然而,即便重陽節適於祝壽,但李家瑞主編的《北平風俗類征》中,旁徵博引歷代文獻,涉及重陽節的卻無一語涉及敬老或祝壽活動,可見這本非重陽節俗的必要組成部分。袁學駿編著的《中國民俗節日》中「重陽敬老習俗」一節,其實只是羅列歷代對老人的優待,但卻無一條能證實是重陽節的節俗。清代給全國壽星舉辦的千叟宴,既非民俗,也沒有一次是在重陽節舉行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是陰曆三月康熙帝生日、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陰曆正月、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是因乾隆帝喜填玄孫、嘉慶元年也在正月。諷刺的是,現在有些著作中卻想當然地以為千叟宴是在重陽節舉辦的。

從原本的祈壽衍生出「敬老」,乍看似乎順理成章,《循環與守望》一書認為「使重陽節又在發揚傳統孝道和報本思源的美德的同時,賦予重陽節以更加濃厚的人情味」,而范時勇著《傳統節日》一書在談及重陽節時也明確說到「敬老養老的核心是一個『孝』字」。這種對孝道的提倡,實際上是歷代重陽習俗中從未出現的內涵。恰恰相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那些試圖求道修仙的人,倒是常面臨不孝的指責,因為他們放棄了對父母和家族的責任,只尋求個人救贖。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樣「傳統化」之下,重陽節完成了最終的「儒家化」:這個原本強調個人救贖的節俗,卻轉而強調敬老、孝道這些儒家色彩濃厚的價值觀,以期達到家庭生活的和諧。

因此,到明清時代,重陽節可說完全被「儒家化」和世俗化了:人們雖然仍行相同之舉,但卻不是出於原先的目的。登高、賞菊、飲酒,以及宋代之後新出現的食蟹,都演化為一個儒家社會中的風雅之舉。雖然明代諸帝每逢重陽節必到煤山登高祈壽,但在社會大眾中,原有內涵淡化的登高之舉卻似變得可有可無: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中,賞菊、食蟹、飲酒這樣更具娛樂性的活動無一不有,但沒有登高;《紅樓夢》第三十七、三十八回描述重陽節前夕的大觀園生活,則在這三樣之外,還加上了更風雅的寫詩評詩,然而同樣沒有登高。人們的興趣似更多聚焦在飲食等生活情趣上,清代陳忱在《水滸後傳》中所寫的雖是小說,卻不失為這種場景的絕好寫照:「時當重陽佳節,丹楓滿林,秋氣高爽。兩人釀下椰子酒,炊熟松花飯,筍脯嘉蔬,消梨雪藕,面着東籬黃菊,相對而飲。」(第六回)

原標題: 維舟:重陽節為何從「祈壽節」變成「敬老節」?

與此同時,當下國人似乎還普遍認為,重陽節的這些節俗、內涵都是相當穩定的,似乎自從它形成之後就很少有什麼變化。但這也是似是而非的:它們在表面上的穩定之下,其實經歷了內在的結構性變化。

不論如何,在秦漢以後,追求個體長壽成為普遍願望,由此出現了一個新的稱謂——「萬歲」。宋人高承在《事物紀原》卷二已發現:「萬歲,考古逮周,未有此禮。」白芳在《人際稱謂與秦漢社會變遷》中更進一步指出:「『萬歲』是戰國時產生的一種新稱謂,在西周、春秋以前的文獻記載、金石文獻及考古實物中,尚未有『萬歲』這一稱謂。」不僅如此,她還發現,最初這尚未被皇帝所壟斷,而是全社會不同階層均可使用:「作為祝壽用語,秦漢時期,下至群臣百姓上達皇室貴族皆用『萬歲』為壽。……樂府詞曲中,多以『千秋萬歲』來表達尋常百姓祈求長壽的美好祝願。」隨着理性的發展,很多人意識到人無法成神成仙,甚至萬歲、百歲也難,「神龜雖壽,猶有竟時」,但通過積極的努力,善自保養形神,保全性命仍是可能的。

菊原本是一種道教文化色彩極濃厚的花,雖然屈原《離騷》中也提到「夕餐秋菊之落英」,但對菊花的推崇始於魏晉時期,且與道教文化的盛行密切關聯:它被視為一種仙藥。它與重陽節的關聯在東漢崔寔《四民月令》中已明白可見:「九月九日,可採菊華。」但在魏晉時有極多記載將之視為食之升仙的靈藥,如魏人鍾會《菊花賦》:「流中輕體,神仙食也。」西晉傅玄《菊賦》:「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東晉時還出現了不少據說餐菊升仙的事,如葛洪《神仙傳》記「康風子服甘菊花柏實散,得仙」,王嘉《名山記》則載「道士朱孺子,吳末入王笥山,服菊花,乘雲升天」。葛洪《抱朴子》將之視為天地精華:「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也,而根莖花實異名。或無效者,以由不得真菊」,南陽山中甘谷水所生甘菊能使人不可思議地長壽,「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

從重陽節的起源不難看出,其內涵原本帶有強烈的道教色彩,無論是其隱含的氣化宇宙觀、天命觀、修仙、辟邪,還是現實中的養生、祈壽、登高等行為,無不以道教的宗教思想為基底。楊蔭深《歲時令節》明白指出:「宋呂希哲《歲時雜記》:『九者,老陽之數,九月九日,謂之重陽。道家謂老君九月九日生,取之此也。』是重陽為道家所設。」然而,在現在人的觀念里,這些大體都被淡化,成了模糊不清的「傳統」。不僅如此,這些節俗原先都指向一種自力本願的宗教意識:個人的福祉,最終取決於自身的努力;但現在卻獨獨突出「敬老」這一點,着重接續的是儒家文化中家庭內部對老人的孝敬關愛,重新回到集體永生、祖先崇拜的路徑上去,可說大異其趣。

這意味着幾個重大轉變:一、原先注重集體生命,而春秋戰國時代則逐漸轉向個體生命,原先的壟斷被打破;二、原先注重集體生命的延續時,個人是不忌諱也不畏懼死的,周人甚至稱頌「好死」,但個體則難免畏懼死,祈求個體的長生不死乃至「萬壽無疆」;三、這些個體的長生,是有辦法可以達致的,由此出現養生法與修仙術。美國漢學家艾蘭曾指出:中國上古所說的「『命』並非指前世預定(predestination)——這個只是後來由於佛教的傳播而輸入中國的觀念,而是指特定意義上的命運(fate),即所有生命都有其自然規律(natural order),像植物的生長、繁茂與枯竭。」既然如此,那麼如果掌握其自然規律,按照一定的程序來修行,就是可以通過個人努力實現的——以前的「命」是上天所賜,個人無能為力,但戰國以後人們卻相信個人可以設法延年益壽,這和儒家「成德」、「成才」的觀念一樣強調個人努力。這些變化,在東方的齊文化中表現最為突出,故當時修仙求道的著名方士如徐福、李少君、河上公、安期生等都是齊人。

起源:作為個人救贖的祈壽現在一般認為,重陽節形成於東漢魏晉之際,所謂「漢崇上巳,晉紀重陽」(《舊唐書·德宗本紀》),可見重陽節至兩晉始受推重。然而為什麼在此時形成這樣一個節日?這一點卻不易解釋。

在清末以前,重陽節仍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節俗。唐德宗時就以重陽為「三令節」之一(另兩個是二月初一中和節、三月初三上巳節);上巳節等在宋代以後漸漸不重要,為清明、中秋所替代,但重陽節始終為民間所重。史學家洪業1893年生於福州,四五歲在家塾入學,每年除了新年外,只有以下節日各放一天假:清明、中秋、重陽、皇帝生日、太後生日、父母生日。但在進入民國之後,重陽節的重要性逐漸消退,民間甚至不識此節;究其原因,正如張君在《神秘的節俗》一書中所說的,「進入現代,由於重陽節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雙十節和公曆十月一日的新中國國慶節在日期上基本疊合,前者的慶豐年、大型公娛和冶遊等活動內容,融為後二者有機的節俗內容,故重陽節的文化民俗功能遂為後二者置代,在現代已不成乎為一個大型節日了。」值得補充的是,重陽節原有的節俗內涵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深遠衝擊,無論是祈壽、隱逸、登高或高雅的宴飲,在新時代都顯得格格不入,而原先的文士階層則在新文化運動之後蕩然無存。

這是一個長達數百年的過程:個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從宗族社會的鏈條中遊離出來,人們開始更關注自身的福祉,與社會的進步和世俗化密不可分,也相信能通過個人努力可以實現它。研究中國中古道教史的康儒博在將中國的「修仙」觀念與世界不同宗教文化對比后說:「在一個尊崇祖先、以父系氏族為核心的文化中,卻出現了一套追求個人肉體不死、追求成仙的傳統,這讓我驚奇。或許每一種文化都在集體永生和個人永生的抉擇之間鬥爭着。」這確實非常特殊,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參照歐洲近代的情形:在啟蒙時代,正是隨着社會的進步,人們開始更關注現世生活而非來世救贖,此時「醫學成為普遍進步最直接、最鼓舞人心的指標:畢竟,最能夠激發人們生活熱情的,莫過於他們對壽命本身的期望日益提高」,這「讓啟蒙哲人得以把以前只是若隱若現、模糊不清的願望轉變成一種現實訴求」,像狄德羅就明確對醫生說:「我熱愛生活,所以我不想死,最好是能一直快樂地活着。如果身體不好,不可能有真正的快樂可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並未完全走向個人救贖,那種通過宗族血脈「薪盡火傳」延續的觀念仍然頑強有力,並且還有一種世俗型的「長生」,即強調享樂、維持家族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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